最近，很多人在悼念一个名为余英时的美国人，说他如何如何地是位大师。
根据这些人所推崇的文章看，余英时的《士与中国文化》很有名，如何如何地好。
从《士与中国文化》这个书名看，直觉告诉我不怎么样：
这本书中的“得君行道”，说的是“仕”，而不是“士”。怎么区分“仕”和“士”呢？“仗义每从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”，这两句说的清清楚楚！那个余先生，呵呵，可能选择性地忘记了这两句。
何谓“士”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是为“士”；唐雎的“匹夫之勇血溅五步”，是为“士”，儒家的习六艺、佩剑周游列国、以直报怨，是为“士”；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是为“士”；抗战时地不分南北、人不分老小，是为“士。至于蔡京、王黼、秦桧、严嵩、汪精卫之流，是为“仕”。
这个余先生最不济，也应该不能忘了李白的《侠客行》吧：
闲过信陵饮，脱剑膝前横。
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
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
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霓生。
救赵挥金槌，邯郸先震惊。
千秋二壮士，烜赫大梁城。
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。
所以只能说余先生所研究的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太呵呵呵了。
也是，一个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人，是如何能够明白中国文化中的义和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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