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知道吗？这里曾是棉的世界……丨闵行情

上海县盛产棉花，古时棉花称木棉、吉贝。黄家河圈人黄宗坚在其著作《种棉实验说》一书中谓：“考上海有田六千八百五十二顷，棉田居其七。”指的是种植棉花的土地占了其他作物的七成。清同治《上海县志》在物产类记载棉花时称：“他处虽有，然土地之宜、种植之勤、纺织之精、运售之广，吾邑独甲于天下。”邑人李右之在其著作《上海乡土志》中也谓：“棉花纱布，乃邑产之大宗。”“吾邑棉花一项，售于外洋为数甚巨。”民国《上海县续志》记载了“芦纹布”“雪青布”出自塘湾、闵行周边各乡村，每年约出四五万匹，销苏、杭、徽州等处。

闵行周边沙竹冈一带、莺窦河地区气候与土壤适宜植棉，且棉种均为优良的“白籽棉”“百万棉”“闵行棉”。本地的植棉，也多有本土文人名士作诗描写，黄家河圈人黄家锟诗曰：“高原宜吉贝，沙土种为嘉。烈日铃俱坼，迎风叶欲斜。携筐忙妇女，压担尽霜葩。南北遥相望，秋收晒满家。”莺窦河人蒋柱诗曰：“海上无蚕桑，潮沙宜吉贝。织作成文章，授衣此为最。”

棉花的种植，为手工纺织业奠定了基础，农村妇女以织布为业，波及市镇。乾隆、嘉庆《上海县志》均有这样的记述：“纺织不止乡落，虽城市亦然。里媪晨抱纱入市，易木棉以归，明日复抱纱以出，无顷刻闲。”说的是城镇妇女早上将昨日纺好的纱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买回棉花再纺成纱，明日再卖，周而复始，以此为业。李林松的《申江竹枝词》也作描写，既有卖花，又有卖布：“一村红树起炊烟，冬至朝朝霜满天。要向城中卖花去，夜来趁上夜航船。”“河角弯环星烂烂，晨庄买（原书如此，应为‘卖’）布声声唤。风水人愁白露前，米柴价钱秋分半。”

李林松之女李媞在《北街夜织》诗中，将街上已是深更半夜还在不停织布的场景，作为闵行十景之一，写进她的《申江十景》，刻画了这些“丁娘”们劳作的艰辛，表达了对她们的同情。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时闵行已有很多从事手工纺织的人家了。

手工纺织带出了闵行镇上的染纱、踹布业。戴氏染坊、蒋永安染坊、高记染坊相继开出，代为周边农村染纱、土布印花和踹布。清末民初时，蒋永安染坊在北街西侧杀羊弄晒布凉布，镇人遂将杀羊弄改称为染坊弄。民国21年（1932），上海县民众教育馆举办土布展览会，在闵行巡回展出的土布，花式品种有千余种，色泽纷呈，使闵行染坊业声誉徒增，业务日趋兴旺。后又有朱春盛和祥泰昌染坊相继开业。

闵行的“张记布庄”自乾隆间从事收布、贩布获利，遂有了“竹荫庄”，发达后建一批房屋租赁取息，遂有了“竹荫路”“竹荫弄”。民国间张柏良的“永兴衣庄”获利后建“庠村”，出租后继续获利。

棉花生产的发展，使棉花成为市场上流通的重要商品，明清时上海地区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。清代晚期起闵行众多花米行不仅收购周边地区的棉花，还收购从奉贤、金山以及浙江来的棉花，以供应上海各纱厂。沪闵公路辟筑后，闵行的棉花交易更趋繁盛，成为上海纺织产业链中重要供应地之一。

棉布生产的发展，也使轧花业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。民国15年（1926）前后，业主王志山在沪闵路西、六曲河东的西浦滩开办德丰兴花厂，有轧花车间和打包车间各一。初用牛力作业，后改柴油引擎为动力的皮辊轧花车生产，设棉花收购站于西渡旁。民国26年（1937）年初，宁波巨商范桂馥、秦琏官对其收并，易主后更名“鑫建花厂”。范、秦在宁波开有和丰纱厂，在上海开有盛和花号和三林杨思的恒大纱厂。闵行鑫建花厂由范的学生周性存任厂长，所轧之花为其纱厂提供原料。其规模有4个轧花车间（其中一个在奉贤南横泾东），一个打包车间，共144台轧花机，6台打包机，自备运货卡车3辆，每日作业200余人。

位于横泾河东叶家弄的祥发元花米行，业主潘宝元，是花米行中自设轧花车间的一家，柴油引擎带十余台轧花机，自行打包后由横泾运上海纱厂。

1949年前后，闵行镇也开办过二家小型轧花作坊“志生轧花号”和“宝林轧花号”。有多家弹花店，如沈记弹花店、邵永顺弹花店、祥兴弹棉花号、洽兴弹花庄、华兴机弹絮被厂等，为镇上及周边乡村服务。这些自给自足式的小作坊、小商号，也仅反映了闵行镇商业繁盛的一个侧面。

民国时期，每当棉花收获上市，自西渡至米业公所、长源木行一带的黄浦边，停满了花船，且一层又一层地停泊在外围等待卸货。棉花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，其对近代城市及城市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。闵行作为棉花原料收集地，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海各纱厂，与此同时，也推动了闵行其他商业的繁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