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剖析联合社与社员社之间的“游戏规则”，就不得不扒一扒它们的根，也就是它们的设立历史。我们就以现存的供销社体系中的县、乡两个层级来研判一下。
从合作社运动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，应当也必须是先有单个的基层合作社，然后逐步联合，在壮大自我的同时，吸引新的合作社加入，发展联合社旗下新的合作社，最终形成地区的、国度的、及至于国际化的合作社联盟。
单单就我国解放后的合作社运动而言，却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，是“政府主办的合作社运动”，这里说的“主办”，即是一手操办，并不夸张，而非是有人认为的“主导”、“引导”、“扶持”、“指导”等。那是在推脱责任或者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。
因为是“政府主办”，县联社与基层社、城市消费合作社、城市手工业生产社、城市服务合作社等等基层社在建立的顺序上，便有了其独特的一面。因各地解放的时间不同，开展合作社运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，大抵有这样三类情况：
1、先有村级的、乡镇级的或者是县城内的各类基层合作社，然后联合成立县级联社；
2、先有部分村级的、乡镇级的或者是县城内的各类基层合作社，即成立县级联合社，然后在县级联合社代行政府职权的情况下，全面推开，扎架子、搭台子，并组织成立新的基层合作社；
3、先成立县级联合社，政府赋予其职权，然后在全县域范围内，全面推开，扎架子、搭台子、用干部，按行政区划成立各基层合作社。
出现这些情况的因素有很多，但最主要的应该是各地解放的时间有差异，合作化运动开始的时间及各地的合作社运动开展实际也有所差异，把本应是自发的运动，采取了“拿来主义”式的推广，是使得合作社在我国遍地开花、茁壮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，同时，我国供销社“官办”的性质，再也抹除不掉。
因而，在研究供销社的问题上，把其放到民营经济框架内，很显然是错误的，放到严格的集体合作经济框架内，也多有不合适处。它，从出生之日起，就摆脱不了“国营”、“官办”的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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