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读者提问，清代的管部大学士和尚书、侍郎具体是如何分工的？一个部中真正当家做主的又是谁？这两个问题牵涉的细节比较多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御史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分析。

什么是管部大学士？

大学士广义上来说分为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（乾隆朝正式形成的官职）。顺治时期，六部最高长官仍是尚书，没有出现大学士兼管某部务的情况。

从康熙中期开始，为了提升大学士的地位和声望，特旨命大学士管理部务，这就是“管部大学士”的基本含义。按照定制，六部的堂官为尚书、侍郎，又因清代实行满汉双轨制，所以尚书、侍郎总共有六人，此即“六堂”。

但自从有了管部大学士之后，六堂升格为七堂，且管部大学士的地位在满汉尚书之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大学士兼管部务仅限于吏部、户部、刑部，礼部、兵部、工部一般不设管部大学士。

尽管从名义上说，管部大学士的地位高于尚书，但因为每个部的事务不同，或是大学士本人的专业技能不同，以及大学士所担任的职务多寡等情况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。

比如从雍正朝开始，大学士一般都是兼任军机大臣，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，他们就无法分身去具体管理某个部的事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管部大学士就必须依靠尚书、侍郎来处理政务，他本人不过是挂个虚衔而已。

再如，刑部、户部的专业性比较强，尤其是刑部，在没有精通律例的情况下，是不可能做出合理的决策的。大学士若是兼管刑部事务，除非自己是司法专业出身，否则就必须依靠刑部堂官来主持大局。

当然，皇帝在任命管部大学士的时候，也会根据他本人的擅长作通盘考虑。如乾隆朝大学士刘统勋就以查办大案、要案闻名朝野，乾隆帝知人善用，让刘统勋管理刑部。

刘统勋管理刑部的时间很长，影响也很大，刑部各项事务尚书、侍郎基本上没有决策权，得经过刘统勋点头任可人方可实行。

中堂之名源于管部大学士

清代中期以后凡是大学士都被尊称为“中堂”，其实这是官场上通俗叫法，实际上并非所有大学士都能叫中堂。

何刚德在《春明梦录》中就对中堂一词作出了合理的解释：

“大学士名居揆席，非兼充军机大臣，几与闲曹无异，然位不可亵，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。京官皆一满一汉，分东西坐，非如外官之坐，必中于堂也。唯管部，则于部中添一正座，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，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。故大学士俗呼中堂，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，亦沿称中堂焉。”

这段话信息量很大，一是告诉我们大学士只有管部才能称为真正的中堂；二是协办大学士如果兼管部务，也在中堂之行列。

清代官场上都习惯往大里叫，但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有很多大学士都不能称为中堂。就如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，他虽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可毕竟没有在京城任职，更没有兼管部务，所以算上不是正宗的中堂大人。

管部大学士与尚书、侍郎如何分工？

关于分工问题，御史查阅了相关的文献，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满意的答案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一般情况下，管部大学士并不会参与具体的行政事务，只是负责最后的签字盖章。

签字盖章是权力的象征，也意味着责任重大。为了不出现差错，管部大臣照例会在尚书、侍郎或熟悉业务的司官中找一个代理人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部务的决策权就会出现一些奇葩的现象。

正如乾隆朝名臣赵翼所言：

“一部有满汉尚书、四侍郎，凡核议之事宜允当矣。然往往势力较重者一人主之，则其余皆相随画诺，不复可否。若更有重臣兼部务，则一切惟所命，而重臣者实未尝检阅也，但听司员立谈数语即画押而已。”

“故司员中为尚书所倚者，其权反在侍郎上，为兼管部务之重臣所熟者，其权更在尚书上。甚至有尚书、侍郎方商榷未定，而司员已持向重臣处画押来，皆相顾不发一言。”

这就很清楚了，部务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管部大学士手里，尚书、侍郎基本上当不了家。有的时候大学士由于事务太多无暇顾及部务，还会委派司员代其处理，这就出现了郎中、员外郎凌驾于堂官之上的现象。

嘉庆朝以后，最先获得自主权的是刑部。嘉庆四年，和珅入狱刑部进入司法程序对其定罪。时任管部大学士庆桂毫无刑名经验，且作为领班军机大臣，精力也不够。

审理和珅一案事关重大，非律例精通者不能胜任，显然庆桂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所以当时刑部的实际管理者是秋审处出身的左侍郎熊枚，而主办和珅一案的是秋审处郎中金光悌。

一年后，庆桂卸任刑部，改由大学士董诰兼管刑部，但董诰也是门外汉不懂律例，在他管理刑部期间其到的作用十分有限。

从庆桂、董诰的案例中，嘉庆帝吸取了教训。嘉庆二十年，即董诰卸任兼管刑部时，嘉庆帝一道上谕一改此前管部大学士凌驾于其他堂官之上的局面，国家最高司法权重新回到了刑部堂官手中。

至于吏部、户部的情况有清一代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，管部大学士的权力依然高于堂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