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南周刊 | 古人如何晒书

文\\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近日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起开展2023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的倡议，海南省图书馆积极响应，以“故纸弥香 文氤千里”为题举办相关活动，通过晒传统、晒特色、晒技艺，展现海南古籍文献中承载的文化记忆、文化精神。

古人是怎么晒书的，这一传统如何传承至今？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充满书香的历史。

晒书不唯盛夏

一日不书，百事荒芜。书籍自诞生之日起，就是记录历史现实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。古人十分注重对书籍的保养，但由于储藏条件不佳，使用竹简、宣纸等装订而成的书籍很容易长虫发霉。因此，晒书对古人来说，是件大事。

早在西周时期，古人就有了晒书的行为。西周典籍《穆天子传》记载：“仲秋甲戌，天子东游，次于雀梁，蠹书于羽林”，说的是周穆公东游时，在羽林这个地方晒去书中的蠹虫。

到了汉代，晒书更是成为一种习俗。东汉农学家崔寔在《四民月令》中记录了东汉乡村岁时生活风俗，其中就有记载：“七月七日，曝经书及衣裳，不蠹，习俗然也。”当时的人们约定俗成，在每年七月初七把经书和衣物搬到户外晾晒，以防虫蚁侵咬。

为什么选择这天晒书？东汉思想家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言：“子日沐，令人爱之。卯日晒，令人白头。”意思是，七月初七这天阳光最为强烈，书页很容易被晒干晒透，错过这个日子，晒书的效果也就不那么如意了。

事实上，很多人不会等到七月初七，或者说晒书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固定。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·杂说》中说，“五月湿热，蠹虫将生。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。五月十五日以后，七月二十日以前，必须三度舒而卷之。”这是在提醒人们，要在农历五月十五日到七月二十日之间，利用充沛的阳光数次晾晒书籍方能确保其安全度过湿热的夏季。

《宋朝事实类苑》提到：“秘省所藏书画，岁一暴之，自五月一日始，至八月罢。”这里的“秘省”就是“秘书省”，是宋代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。由此可知，农历五月至八月，秘书省会组织人员晒书。

到了清代，随着经验的积累，官方晒书时间又有了变化。人们认为，夏季阳光强烈，书页暴晒容易碎裂；同时，夏季风雨不定，晒书一旦遇雨会蒙受巨大损失。因此，清代官方将晒书的时间改到了农历三月、六月、九月，一年分三次完成。

宋人晒书场景。资料图

晒书是个技术活

晒书并非简单地把书往太阳下一摊。在爱书之人看来，这可是一项技术活。关于晒书的经验，他们乐此不疲地分享。

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·杂说》中提醒：“须要晴时，于大屋下风凉处，不见日处曝书。”意思是要在天晴时，找个阳光无法直射，且凉风习习的地方晒书。他还叮嘱道：“若乘热气卷归，生虫弥速。”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写下了类似的看法：“若热而藏之，反滋蠹点。”他们都认为，晒过的书籍不经冷却就卷起入藏，反而更容易产生蠹虫，不是护书而是伤书。

晒书晒出名的，当数清代藏书家孙庆增。他在《上善堂藏书纪要》中详细介绍了晒书流程：时间方面，“曝书须在伏天，照柜数目挨柜晒，一柜一日”；方法方面，“晒书用板四块，二尺阔，一丈五六尺长，高凳搁起，放日中，将书脑放上，两面翻晒”“不用收起，连板台风口凉透，方可上楼”；晒后回收方面，“照柜门书单点进，不致错混”“倘有该装订之书，即记出书名，以便检点收拾”；注意事项方面，“摊书板上，须要早凉”“恐汗手拿书，沾有痕迹”……细致如此，可谓爱书如命。

还有人以科学辩证的眼光看待晒书这件事。比如，清末学者叶德辉在《藏书十约》中说：“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，时正收敛，且有西风应节，藉可杀虫。南北地气不同，是不可不辨也。”他认识到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气候特点，什么时候晒书、如何晒书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古人晒书的地点，更是不拘一格且有迹可循。山东《新泰县志》载：“山在县北，邑之镇山也。危岩怪石，形势苍古。相传异人曝书于上，遗迹尚存。”清初诗人朱彝尊十分喜欢藏书，特意在浙江嘉兴建造了“潜采堂”“曝书亭”。如今，曝书亭仍屹立不倒，成为文人雅士流连之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三亚市崖州区有一个名叫“晒经坡”的地方，据说，其名称由来与唐代高僧鉴真有关。公元748年，鉴真在第五次乘船东渡日本时遇暴雨，随风浪漂至如今的崖州区附近海域，登陆时经书和佛具均被打湿，只得放在一块坡地上晾晒。尽管鉴真仅在海南待了一年，却传播了许多中原文化。为纪念这位高僧的海南行，当地百姓将这块坡地取名为“晒经坡”。

古籍《永乐大典》传世的卷册。资料图

晒书成为文化活动

如前文所说，晒书并不简单。“不简单”不仅体现在晒书的方式方法上，也体现在其文化内涵中。

试想，你精心收藏了大量典籍，一日阳光正好、清风徐来，赶紧搬出去晒了满满一院子，却发现没有知音一同品读分享，心中是何种滋味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，古人将晒书这项事务性工作发展为一种文化活动。

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负责人、教授史振卿说，尤其到了唐宋这样的文化鼎盛时期，朝廷会牵头举办“曝书会”。因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，拥有大量书籍意味着占据“文化制高点”，这对古代官方来说至关重要，所以掌管国家图书的秘书省等机构会定期晒书。宋代官员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就记录了此事：“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，号曰曝书会。”当然，曝书会上晾晒的不仅有书籍，还有图画、古器、琴砚等。

有时候，文人学者也会举办活动展示藏书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《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》中写道：“三馆曝书防蠹毁，得见来禽与青李”，以此表达自己参加晒书活动时，看到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所题《青李来禽帖》的惊讶。

后来，苏轼去湖州任职，尽管新官上任十分忙碌，他仍不忘于七月初七晾晒书画并邀友人参观。期间，他偶然发现了亡故表兄文同（字与可）所赠《筼筜谷偃竹图》，睹物思人，不由得“废卷而哭失声”，写下传世名篇《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》。

史振卿还介绍了两件关于“晒书”的趣事。南朝文学家刘义庆在《世说新语》中说：“（东晋名士郝隆）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‘我晒书。’”这里“晒书”暗指自己满腹经纶，想让世人知道。这与朱彝尊的“晒书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据说在六月初六这天，朱彝尊正袒肚露胸晒太阳，谓之“晒书”，结果被微服私访的康熙看见，经交谈面试，康熙发现其才华并委以重用。

晒书传统延续至今，早已突破了“晾晒书籍”的范畴，在图书馆藏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的当下尤是如此。史振卿说，中国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连续多年倡导举办中华传统晒书活动，就是希望各地有关机构通过“晒”的方式，传承传统文化、讲好中国故事。

他介绍，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是“海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，馆藏古籍文献共5.5万册。自2018年以来，该校先后开展过4次古籍展示和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，参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。

举办晒书活动，缘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。我们期待有更多人参与进来，以多种形式“晒”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“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