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、农、工、商的说法，最早见于《春秋公羊传》：
“古者有四民，一曰德能居位曰士，二曰辟土殖谷曰农，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，四曰通财鬻货曰商。四民不相兼，然后财用足。”
从《春秋公羊传》的话来看，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只是因分工不同而叫法不一样。
后来，士、农、工、商的叫法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我们现代的很多人，包括普通百姓，包括专家学者，认为中国的这种区分，不是等级制度的划分，仅仅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。
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中国自古以来的关于士、农、工、商的身份地位，又会发现，在实际的生活中，士的身份最高，最受人尊重和尊敬；商人的身份看似最低，而且男丁不能参加科举，可是他们有钱，生活比农、工身份的人过得不知好了多少；农排在士之下，但实际生活中，其实仅比工要好点；最低的就是工，也是匠。古代有匠籍，一入匠籍，便很难脱籍，且子女也自动成为匠籍，男丁不能参加科举。这其实成了既是分工的划分，也涉及到了等级的划分了。
只不过，这种等级的划分没有绝对化。例如农，如果家中有男丁通过科举考上秀才，那么就跨入了士的门槛，成了士的一员。所以古代科举那么兴盛，就是因为它能使农的身份变成士的身份。一旦身份改变，社会地位、经济条件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才会有《侕林外史》中《范进中举》场面的出现，才会有《聊斋志异》中因科举而扭曲人性的故事发生。
相对工、商身份来讲，要进入士的阶层要难一些。工，也就是匠，或有匠籍身份的人，要脱籍的难度非常大，除非做出过很大贡献，由官府行文脱籍，再通过科举改变身份进入士的阶层。而商籍之家，则往往投机取巧，把家中某个男丁过继给非工、非商之家，再通过科举进入士的阶层。
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如今还在用这种说法，但顺序有所变化，称这为：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。多了一个“兵”，“士”改成了“学”。
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是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。所以从法理上说，工、农的身份应是最高。但是，众所周知，恰恰相反，在当下，身份最为低下的便是工、农。
绝大多数人都不承认士、农、工、商是等级划分，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没有可比性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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